[167]实际上，在苏联民法译著中，法律事实概念体系极其清楚，根本不存在法理学译著中的混乱。

参见殷生根、王燕译：《瑞士民法典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述，当属北京大学试用教材《民法教程》，该书出版于《民法通则》之前，却未如其他教科书般使用法律行为概念，而直接把民事行为作为固定术语，并明确指出：用民事行为，可以避免法律行为理论上的缺陷。

[167]实际上，在苏联民法译著中，法律事实概念体系极其清楚，根本不存在法理学译著中的混乱。创新之一是，在法律行为前面增加了民事二字，称为民事法律行为，以区别于其他法域所使用的类似概念。梁慧星，见前注[116]，页152。能够作为观察样本的，其学术影响力当然需要有足够的代表性，同时，为了能够与邻近概念相比较，从而更清楚地凸显目标概念的用法及其在整体概念体系中所处位置，观察样本最好在内容上涵盖了较为完备的概念体系。彭万林主编：《民法学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，页92（该内容为徐国栋所撰）。

[234]不过，随着代理理论的发展，温德沙伊德的界定似已稍显狭窄。[71] 与之相应，法律行为与其效果之间存在终局关联。（上20） 显然，第一次民法典起草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是：以法律行为抑或民事行为作为法定术语？第二稿草案之后，在1956年11月28日提出的总则部分讨论题中，这一问题被指定要求讨论：‘法律行为与‘民事行为有何区别？法律行为是否包括不合法的？‘无效法律行为的提法是否妥当？法律行为中的无效与契约中的无效有何不同？应否加以合并？在我国的民法中应如何反映？（上22）讨论结果显示，就该问题主要形成四种意见： 第一种意见主张，民法典总则中要规定的，应只限于当事人目的在于设定、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，即包括行为的法律后果有效的部分和法律后果无效的部分，反对把侵权行为也包括在法律行为之内。

（页194） [134]黄金荣：法理学中的‘法律行为…，载郑永流主编：《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（总第10期）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，页23。抑有进者，征求意见二稿形成后，曾召开过民法草案座谈会，并形成书面的座谈会材料，据1981年5月5日座谈会秘书组印发的《民法草案》座谈会材料之二——芮沐教授关于民法体系和总则编安排的意见记录，关于法律行为，芮沐认为： 现在民法二草，跟着在苏联民法典之后，把有关行为和活动的一些法律技术问题，同关于主体（人和法人）的规定并列，并且把他们放在民法的总则编内，这不仅削弱了活动主体在财产关系中的重要地位，而且也削弱了总则编本身的意义。[43] 经过近一百年的学术积累，到19世纪晚期，虽仍偶有异议之声，[44]但主流学说已牢固地将RechtsgeschMt．确立为法律教义学与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概念。后者产生法律效力，则无关乎行为人意欲与否，因而，纵然没有意思能力亦不影响法律效果之发生。

星布于法律行为概念周围的家族成员，举其要者，包括法律上的行为（juristische Handlung）、意思表示（Willenserklarung）、意思表达（WillensauBerung）、（广狭二义之）适法行为（Rechtshandlung）、准法律行为（geschaftsahnliche Handlung）、事实行为（Real-akt）以及不法行为（unerlaubte Handlung）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其中最称意义深远者，当属以……为目的之语词遭到删除，此举使得行为人意旨和法律效果之间的内在关联随之裂断。

（225] 2．田士水 田士永的检讨亦值关注。四稿：法律行为是目的在于设定、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。  注释: [1]郑玉波：《法谚（一）》，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，页16。[91]至于其基本含义，民国民法典立法理由的界定亦与德国用法一脉相承：凡可发生法律上效力之行为，有因行为人之所欲而生效力，及不问是否行为人之所欲，亦生效力之二种。

佟柔主编，见前注[111]，页131以下。王利明、郭明瑞、方流芳：《民法新论（上册）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，页362（该书未显示作者分工）。典型者如：温德沙伊德认为，法律行为作为法律事实之一类，是指向权利设立、消灭与变更的私人意思表示。Flume，Fn．[2]，S．28． [15]Alex Franken，Lehrbueh des Deutschen Privatrechts，Leipzig：Duncker＆Humblot，1894，S．121． [16]Vgl．Flume，Fn．[2]，s．28． [17]关于学说汇纂法学思维特点的精辟阐述，可参见（德）弗朗茨·维亚克尔：《近代私法史——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（下）》，陈爱娥、黄建辉译，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，页363、415以下。

自清末以来，我国民法概念体系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即有意或无意、直接或间接师法德国，表现之一，是法律行为概念之继受。[153]时任德国枢密院法律顾问与柏林大学教授的科勒（Josef Kohler）则将行为（Verkehi。

）上述见解可在此后许多著述中看到，而成为学界通说。为了便于说明问题，我以1964年1 1月1日形成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试拟稿》为例略作观察。

实际上，时至今日，与其念念不忘于译名的拨乱反正，不如致力于阐发法律行为的语用逻辑，后者对于理解概念及其背后的学术脉络或许更具建设性意义。如果双方有所表达，惟一有意义的也许是，民法对其专属概念竟然直接以法律行为相称，不做任何限定，这在矢志追求建构法学一般理论的中国法理学看来，是难以容忍的。参见殷生根、王燕译：《瑞士民法典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述，当属北京大学试用教材《民法教程》，该书出版于《民法通则》之前，却未如其他教科书般使用法律行为概念，而直接把民事行为作为固定术语，并明确指出：用民事行为，可以避免法律行为理论上的缺陷。[167]实际上，在苏联民法译著中，法律事实概念体系极其清楚，根本不存在法理学译著中的混乱。创新之一是，在法律行为前面增加了民事二字，称为民事法律行为，以区别于其他法域所使用的类似概念。

梁慧星，见前注[116]，页152。能够作为观察样本的，其学术影响力当然需要有足够的代表性，同时，为了能够与邻近概念相比较，从而更清楚地凸显目标概念的用法及其在整体概念体系中所处位置，观察样本最好在内容上涵盖了较为完备的概念体系。

彭万林主编：《民法学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，页92（该内容为徐国栋所撰）。[234]不过，随着代理理论的发展，温德沙伊德的界定似已稍显狭窄。

[71] 与之相应，法律行为与其效果之间存在终局关联。第二，法律行为的核心在于自决。

…… ……否则，哪些行为为无效的、或得撤销的，都得在各编中设具体规定，就将出现规范重复，在立法技术上将落后于二十世纪以前的水平。就此而言，无论法学理论如何发展，只要公法与私法的界分仍属必要，法律行为就不可能扩及至私法之外的其他法域。以后因参加社教运动，起草工作就停止了。张冠李戴式的望文生训在苏联法理学译著的掩护下，就此轻而易举地正当化为中国法理学者的共识。

传统的民法理论将法律行为划归于合法行为一类，与违法行为相并列。田土永：中国民法中法律行为概念的学说发展，载郑永流主编：《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（总第10期）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，页16。

1958年，中国共产党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，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。Vgl．Flume，Fn．[2]，S．28． [28]Vgl．Sehmoekel/ROckert/Zimmermann（Hg．），Fn．[21]，S．356f． [29] Arnold Heise，Grnndriss eines Systems des gemeinen Civilreehts zum Behuf von Pandecten-Vorlesun-gen，3．verb．Ausg．，Heidelberg：Mohr u．Winter．1819． [30]Vgl．Siegmund Sehlossmann，Der Vertrag，Leipzig：Breitkopf u．Hartel，1876，S．132．弗卢梅的描述有所不同，他认为，《纲要》第1版显示，与不法行为处于相对地位的是意思表示：第1编（Bueh）‘一般理论中，‘行为（Handlungen）紧随‘权利（Rechten）之后，‘行为章下‘论意思表示（Von derWillenserklarung）目（Paragraph）后有一名为‘法律行为专论的大节（Abschnitt）。

这意味着，民事二字不再如张佩霖般用以强调法律行为之民法专属性质，毋宁说，它已被当作限制成分，所表达的语用逻辑是，法律行为在所有法律领域均有其意义，为民法所规制者，不过是民事领域的法律行为而已。（上11） 第二草案（1955年10月24日）第4章亦名为法律行为，条文数则减少至16条（第36—51条），第36条除将前稿（法律行为）可以是单方的，也可以是双方的之内容列为该条第2款之外，关于法律行为的定义几乎未作更动：法律行为是设立、变更、消灭民事权利或义务关系的行为。

第一次民法典起草时的民事行为概念虽被用以取代法律行为，但正如前文所表明的，它不是法律行为之同义表达，毋宁说，凡能引起民事关系的发生、变更、消灭以及其他民事法律后果的，均在其列，根据第四草案民事行为写法二之另案表述，它具体可分为以设定、变更、废止民事权利义务为目的者，以及虽不是以上述为目的，但由于其行为而引起民事法律后果者，前者相当于德国法上的法律行为（Rechtsgeschaft），后者则涵盖法律行为以外的一切引起民事法律后果之行为，亦包括违法（如侵权）行为。[223]米健：物权抽象原则的法理探源与现实斟酌，《比较法研究》2001年第2期，页49—50。以产生法律效果之原因为标准，法律上的行为有不法行为（unerlaubte Handlungen）——行为之产生法律效果，系因其违反法律——与合法行为（即，适法行为）之别，若是合法行为之法律效果乃行为人意欲所致，则称法律行为（Rechtsgeschaft）。西南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编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讲义（初稿）》，1980年版，页44—45、73。

[2]毋宁惟是，在他看来，法律行为理论是19世纪德意志法律科学的绝对主题，而19世纪德意志法律科学所获得的世界性声誉，正是建立在法律行为理论的基础之上。上列新中国著作具有如下特点：第一，从刘兆年编著《民事法律行为》开始，学者几乎众口一词地认定，胡果创造法律行为语词的作品名为《日耳曼普通法》。

关于法律上的行为，合法不法乃是效果取向之分类，有效无效则取向意义，分类标准不一，论域自然各异，换言之，可归责性与拘束力两个观察视角所处理者，乃是相互独立的不同问题域，[184]因而难谓之为矛盾。[16]惟值注意者，学说汇纂法学意在建构法学公理体系，它所仰仗的思维手段是演绎而非归纳，质言之，其所奉行者，乃自上而下的概念逻辑推演。

[223] 两年之后，米健正式作出系统全面的检讨。[85]其中，意思表达是法律效果之产生无关乎个人意志的适法行为，如催告、通知等——很明显，[86]它们相当于通常所谓准法律行为。